沟通是一种安抚,再积极些,再主动些

发布时间: 2020-10-16 15:28:16 |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责任编辑:
 

京城飘雪的2019年12月末,家乡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闻已经在我的消息推送中出现了。谁也料想不到这会是一场蔓延数月、席卷全球的疫情开端。

我清楚地记得今年春节正月初三的下午,阴沉的天空下,马路上没有行人和车辆,只听到隔几分钟响一次的救护车警笛声。处于这样的外界环境中,我感觉特别恐慌和茫然无助。

TA理论说“沟通是一种安抚”。在与外界隔绝的时期方能强烈体会到,所幸我获得了这样的安抚:过年期间,学校设法寄来了口罩、跳绳和一本书,一张未名湖的风景照和一封鼓励信;学院的领导、辅导员和班主任都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过问生活状况;小区送菜小哥在电话里和我互相问候……

这些交流让我知道,我没有被遗忘在疫情中心,我不是在独自求生,而是在和无数的普通人一同对抗疫情。不仅是安抚,我还感受到了乐观的信念,告诉我疫情固然不可能立刻退去,自己却可以选择更安定、更有信心地生活,我立刻接受了这样的再决定。

到北京上大学后,我跟爸妈相处的时间少了。疫情期间,我们仨有了更多沟通的机会。学习任务重,我更多时候还是在书房学习,有时候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母亲总是会等我睡下才去睡,批评我“要严格作息、提高效率,熬夜表明你自控力差”。最初我很不高兴,因为作业确实很多,于是就会回怼“本来就做不完,你行你来做……”

后来有一次平静下来之后我自我觉察到,确实存在时间规划的问题,母亲的批评作为一种负面安抚,是出于她对我熬夜损害健康的关心。母亲总是要等我睡下才去睡觉,白天还要买菜做饭,照顾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辛苦,觉得自己这样回应很不应该。

通过自我觉察很容易就能发现,我和母亲之间缺乏沟通,但一时也没有想到如何去解决。起初吃饭时,会问起母亲买菜难不难,也会讲自己看到的疫情动态、学校开学的新闻。渐渐地,母亲和我越聊越多,后来在餐桌之外也有了更多交流,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水平。

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陪我,也不怎么耐心听取我的意见,导致我和他们沟通有障碍,既不熟练也没自信,是一种“我不好,你好”的生活定位。我一度以为,和母亲之间的沟通会一直很少,我们的关系也会这样紧张下去,但我通过尝试,改变了这样的人际关系输家脚本。

现在想来,我所做出的尝试大概可以算作一种“机械性变好”:虽然一开始有各种不自然,但习惯之后,改善了和母亲的关系,交流也变多了;通过对“熬夜”问题的交流,我逐渐接受了母亲关于时间规划的建议。这也印证了课程中提到的交互作用的现象:当你有了变化,对方也会相应产生变化。

在我做出以上改变的时候,母亲也有了改变,和我说话也变得温和,容易接受了。同时,我也改善了和父亲的关系。因为生活定位的变化,我更多地感受到了信心和能力,和父亲的沟通尝试似乎轻而易举就成功了。

疫情作为一场席卷世界的天灾,给我和其他人的生活带来冲击、给心理状态造成影响,但同时也成为我改善和亲人关系的一个契机,我也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在开学之前,我一直都非常珍惜和亲人待在家里的时光。

在疫情最严重的日子里,我在加缪的《鼠疫》的评论中看到了这样的句子:“……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孤立无援的,都面临一个神秘难解的充满敌意的自然力世界。甚至耗去不可想象的力量,也只能在灾难的范围面对它,而不能根治它。”相信人们最终可以战胜新冠肺炎,而在这几个月中,交互作用分析学理论让我受益匪浅,它会对我今后帮助更大。我的父母对这一理论也产生了兴趣,希望通过理论指引和彼此的努力,实现更多成长。

杨眉☞点评:

高云飞同学用所学理论分析武汉疫情期间的隔离生活,从多方面印证了伯恩的理论。高妈妈在必要时及时给予孩子以负面安抚,提醒时间管理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高云飞同学的自我觉察和调整。正面安抚是指安慰、关心、表扬等,负面安抚则指批评、指责甚至打骂等。正面安抚的重要性尽人皆知,并且人们通常都认为正面安抚越多越好,负面安抚没有才好,其实不然。

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肯定会有越界的时候,此时父母的批评会让孩子更快地掌握进入世界的游戏规则,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只有正面安抚,孩子可能因为不了解真实世界的游戏规则,因此在进入社会后会四处碰壁,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

很多想要搞好人际关系的同学在学习TA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我们学了TA,对方没有学,那我们之间怎么实现良好沟通?”高云飞同学疫情期间与父母沟通成功的事实,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如果你想和别人搞好关系,你就要先迈出第一步,而不能等着别人先迈步。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动沟通。一次不行就两次,通常三次,大概率上对方就会开始有反应。

北京大学2018级高云飞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