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如何解放了女性?从娜娜包法利夫人说起

发布时间: 2020-11-13 09:23:20 | 来源: 北京晚报 | 责任编辑:
 

“现代性”是一个复杂而众说纷纭的话题。谈到现代性,人们首先会想到一个无限发展进步的时间观念,一种与过去断裂的“新”;或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学概念,现代生活、现代艺术、现代工业、现代经济等等各种具体“现代化”的特征,其总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现代性”;抑或在文学文化方面,现代人对现代性的不同层面的体验及其表现,即现代性主体与现代经验的表达,构成了心理学层面的现代性。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现代性”似乎都是一个无关性别的概念。当代著名文学、文化、女性主义研究学者芮塔·菲尔斯基的《现代性的性别》却独辟蹊径,通过女性重新解读甚至重新界定了“现代”,拓展了现代性的多元化与异质性空间,揭示了女性对于现代性历史的重要意义。

“现代的男性”与“传统的女性”

菲尔斯基在导论中便对传统的现代性观点提出质疑:现代性表征一再将女性置于历史之外,最大限度地弱化她们的能动性、当代性与人性。自波德莱尔开始,都市“游荡者”眼中那些看不清面目的、灰色的、陌生的现代都市人群,在传统的现代性的研究者与书写者那里,几乎都是由不受家庭与社群束缚的男性构成,甚至“游荡者”这个法语单词,也只有阳性形式。“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之一。现代资本主义观念的形成过程,便是人逐渐从封建、禁闭中获得自由,由乡村走向城市,由农业转向工业的过程。

菲尔斯基在众多参考资料中选择了传统现代性观念对浮士德与奥德赛两个文学人物的分析作为案例,阐明了传统“现代性”的“男性”性别。浮士德挑战传统和固有权威,争得解放的精神与统治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性自由与发展的具体体现;奥德赛受到塞壬诱惑之时克服了原始的自然欲望,隐忍禁欲、通过计谋保全自我,战胜自然,也被当作了资产阶级的“男性远祖”。两个著名的文学人物与资产阶级的隐喻关联似乎无可厚非,但是菲尔斯基却关注到了故事中的女主人公。

浮士德的故事中,年轻的乡下姑娘葛丽琴,代表着“孩童般的天真、小镇人的单纯、基督教的谦逊”,恰如现代性发端之前的乡村。她先是被浮士德引诱,而后又被抛弃,被浮士德视为负累。女主人公在这个故事中代表了封闭狭隘、陈规旧俗、保守主义,这一切似乎都归于传统,代表了逝去之物成为积极向上、刚获自由、自我塑造的现代主体需要超越的对象。在奥德赛的故事中,塞壬的声音代表了充满肉欲的自然界之歌,奥德赛则是“战胜自然”的形象化身。无论在哪个故事中,女性都代表了依附性,与自然、原始的力量紧密相关,是男性急于摆脱的对象,也是整个叙事的他者与客体,男性气质与现代性、女性气质与传统之间被画上了等号。甚至在“怀旧”作为“思乡病”产生之时,有医生会认为,女性很少产生怀旧情绪,女性作为母亲往往是怀旧的对象,但她们自己却很少成为怀旧的主体。她们不渴望回到过去,因为她们就是过去,她们属于家庭领域,很少有无家可归之感。

自由男性,如浮士德与奥德赛一样惧怕依附性,理想化的自由本身带着控制的欲望因子,它想要控制他者,惧怕依附性,因为后者与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而女性则天生具有成为“疯狂恋人”的依附性潜质。这种“疯狂”在十九世纪的语境中被称为“歇斯底里”,而当时人们也认为妇女争取选举权进而参政也是一种精神错乱的举动。女性面向内心的疯狂与面向社会的疯狂由此合二为一,被视为自由的羁绊与现代性的危险。被视为现代性的危险的女性气质,同时也是现代性的种种机遇。现代社会中男性的主导力量与能动性隐形地将女性排除在外,菲尔斯基的作品透过女性主义的棱镜反观现代,旨在论证女性气质与现代性之间的必然关联。

“生产的男性”与“消费的女性”

机械化工业大生产使人类社会告别了乡村作坊式劳作,人口流向城市、工厂,产品日益丰富,现代经济的产业链逐渐发展成熟。这种生产与扩张甚至随之而来的掠夺,本质上带有男性的气质,但是这条产业链的末端,却连接着产品的销售与消费者的消费,而自19世纪末期起,消费者便经常被再现为一个女人。女性与现代性的关联,通过消费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长期以来,女性总是被归属于家庭,归属于私人空间,而现代性则需要打破封闭、走出家庭,走入公共的空间,这也是女性总被排斥在现代性之外的原因之一。然而有两种情况是现代性中一直存在悖论的空间:妓院与百货商店。妓女所生活的空间似乎私人的,但是这个空间又打破了各种领域与等级的壁垒,具有不可辩驳的公共性;妓女自身是商品的符号,同时也是商品的出售者,她不自觉地将自身纳入了现代化商品经济的滚滚洪流之中。

百货商店的空间性则显而易见地归属于公共范畴,但是购自百货商场的商品却侵入千家万户,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变得暧昧而模糊。百货商场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现代空间模式,它原则上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左拉小说《妇女乐园》便是百货商店兴起时期的真实写照。“妇女乐园”的顾客把百货商店当作商品交易场所,也当作浪漫的约会场所,商店老板奥克塔夫·穆雷甚至认为,她们实际上把这里当成了家。百货商店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公共的空间,让她们可以以“游荡者”的方式漫步其中,观察和享受现代的创造与成果。从商业角度来看百货商店是一种发展进步的标志,但同时也有人认为它鼓励女性追求享乐、自我寻欢。以女性为主的消费人群在消费欲望的驱使下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变化。消费文化通过百货商店这一空间深入了私人领域,并打破了私人领域的不可侵犯性,鼓励女性放纵其消费的欲望。左拉小说中人们对女性消费欲望的担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进入城市工作的年轻女孩们一旦进入城市诱人的商品世界,对奢华生活的欲望就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只能通过出卖肉体来获得经济收入,满足消费欲望;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妇女受到商品的诱惑,会患上“盗窃癖”,甚至主宰男性,毁灭男性的前程,导致家庭破碎,从而动摇了传统的两性关系和父权制家庭结构的稳定性。

左拉小说主人公娜娜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产物,她是妓女、演员、狂热的消费者,她处于金钱关系的中心,时尚、图像和广告塑造了她的社会身份与性别身份,她堕落的情色欲望与城市的堕落紧紧联系在一起。女性由消费而被卷入现代性的浩浩长流,又在其中掀起令人惊悚的漩涡。消费就是破坏,女人对商品的欲望破坏了男人的权威,带来了男人的毁灭,动摇了以男人为代表的文化根基。菲尔斯基由此认为,消费成了女人进攻的手段,对丈夫和情人的经济剥削,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更是报复男性权威、改变自己公共领域无权势地位的主要方式。

大多数时候,女性购物欲望的对象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让人浮想联翩的物品所带来的幻想满足。与其的快乐和体验到的快乐不可避免地脱节,于是又滋生了对新物品的幻想,对旧物品再提不起兴趣。这种不断革新更迭的欲望,恰与现代性摈弃过去、勇于变革、追求未来的精神不谋而合。消费文化不断改变女人,使之从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同时也将作为消费者的女人推入了另一种不可见的控制之网。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爱玛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爱玛为了讨好情人莱昂,在各种消费的诱惑下不断买入华而不实的商品,无法摆脱的购物欲与情欲纠缠在一起,使爱玛最终债台高筑,陷入了悲剧的结局。无论是通过向外的彰显还是向内的钳制,消费主义的兴起,都使公共领域的女性气质符号获得了新的显著性,同时也强调了感官、奢侈的情感满足,女性气质符号最终成为现代生活的特征。

性别的模糊地带

以女性主义视角看待现代性,现代性中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似是有着各自的领域和发展路径。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人们愈来愈发现“现代性的性别”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现代性,无法抛开男性,因为女性的历史与男性的历史永远是交错纵横、复杂纠缠,现代性中的性别并不是单一的,甚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包含着各种模糊的中间地带。

将男性艺术家想象为某种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在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早已有之。人们认为男性气质等同于中等收入的勤奋、理性和克己的规范,而男性艺术家被赋予了敏感、直觉和共情等明显具有女性色彩的特质,这意味着男性艺术家往往被看作雌雄同体,他们一直与感官和美密不可分。除此之外,一些唯美主义者、象征主义者都被视为“花花公子”式的“雌雄同体人物”,他们拒绝为自我实现而积极奋斗,慵懒而被动,大部分时间居于室内的私人空间,欣赏生活之美,将生活美学化,注重时尚与装饰。

王尔德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主人公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他如女性一般关注自己的外表,渴望如肖像画一样完美无缺、永不凋谢。唯美主义者拒绝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平庸廉价的商品,追求品质高贵的奇珍异宝,以体现其文化优越感,却依然无法摆脱“购买”这一粗俗的获得方式。这类看似远离现代的“阴柔贵族”、“花花公子”,实际上是在消费主义大潮之下的“雌雄同体”式、女性化了的现代男性。

《现代性的性别》的后记标题为“重写现代”,这正是菲尔斯基写作本书的初衷所在。菲尔斯基认为现代性的表征不应该将女性置于历史之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现代性经验可以简单地同化为男性经验。当然,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现代生活与现代科技等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性的主流结构逻辑之外,并不存在什么女性历史的单独领域。但是,女性对这些变化的体验方式却与其性别有着紧密关联。女性的现代性体验不仅受到通常所说的社会、种族、性取向和层级的影响,也受到她们多重身份及实践的影响。19世纪文化中存在着众多有关现代性表征中女性气质的书写,因此,从女作家的作品和(或)以女性为主题的作品入手来重新审视和书写现代,可能会对历史进程的本质与意义得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正如马丁·庞弗里所说:“要想充分理解现代……就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构建现代性的问题上,关于女性公共自由、时尚和女性气质、化妆品和家庭保洁这些议题的争论,是和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或未来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碎片化形式或意识流一样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