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交汇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周期、全方位、系统性的深刻影响，我国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在少子化、长寿化和人口惯性变动作用叠加下，我国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和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阶段将在“十四五”时期交汇重叠。近日，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在《求是》杂志发文指出，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开启人口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不同人口预测数据均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和人口老龄化水平都将在“十四五”时期迎来新一轮冲击波。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交汇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周期、全方位、系统性的深刻影响，我国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人口发展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步入低生育率时代，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在更替水平之下继续波动下降，2020年降至1.3的历史超低水平。根据人口发展规律和当前生育率水平的变化趋势推算，在长达30年的低生育率作用下，我国必将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十四五”早期，我国人口发展已经呈现两个转变特征。一方面，从养“小”转向养“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3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老年人口数量超过少年儿童数量，养老负担加重。另一方面，从稳态的定居型乡村社会转向动态的迁居型城镇社会。据统计，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69.7%，占全国总人口的26.6%，即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流动迁移且向城镇集聚的状态，2020年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63.9%。人口流动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素向城镇集聚，稳态的乡村社会转向动态的城镇社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十四五”后期，我国人口发展还将新增两个转变特征。一方面，总人口从正增长转向负增长。“十四五”时期即将开启的人口负增长具有温和性，是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受到历史时期人口规模的惯性影响较大。最新的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显示，虽然我国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排位将在2023年被印度取代，但是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并未根本改变，2035年前将保持在14亿人以上，2050年前将维持13亿人以上，人口大国特征依然突出。另一方面，老龄社会不断升级转化。该项人口预测数据也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在2024年超过20%，标志着进入中度老龄社会，届时老年人口规模为2.93亿人；老龄化水平在2035年超过30%，预示着进入重度老龄社会，届时老年人口规模为4.24亿人；老龄化水平在2053年超过40%，跨入超级老龄社会，届时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5.18亿人。短短30年间，老年人口数量和人口老龄化水平都将在当下的基础上倍增，是人口发展规律使然。随着老龄社会形态的不断深化，健康、养老、医疗保障等社会风险将持续增大，经济可持续发展压力加大。

　　“十四五”时期人口发展产生四大联动效应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支撑要素，“十四五”时期以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为显著特征的人口要素变化，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长周期、全方位和系统性的联动效应。

　　第一，经济效应。人口负增长是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规模的递次减少，将深刻改变人口年龄结构。一方面，将通过消费机制从需求侧重塑经济形态，表现为总消费需求相对减少和市场容量相对压缩，使得传统消费结构及其背后的产业结构面临变革危机，倒逼其转型。另一方面，将通过改变劳动力要素投入从供给侧重塑经济形态，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及其老龄化将引发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或变化较小的情况下，深度老龄化将相对降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从中长期导致潜在产出能力下降，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对法定退休年龄的传统划分标准、人力资源培训的内容和形式、人力资本培育的精度等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第二，家庭和社会效应。在微观的家庭层面，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交汇对家庭模式冲击较大，易引发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关系简单化、家庭结构残缺化、家庭照护脆弱化、家庭冲突显性化、家庭角色失范化、家庭支持外部化等特征演变，进而引发家庭传统的经济、生育、教育、养老、抵御风险等功能弱化和代际反馈机制变迁，并向社会承载力的广域化层面转移，对社会的外部保障功能和社会化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更为宏观的社会层面，深度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将加剧长寿风险、贫困风险、失能风险和疾病风险，使得养老、保健、护理和医疗等服务需求急剧膨胀。而在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叠加的背景之下，将出现人力资源存量老化且增量缩减、用工成本大幅提升等问题，相应服务供给的压力加大。供需的相向挤压，使得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均将面临严峻考验，适应人口正增长和成年型社会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也势必受到冲击，亟待向适应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社会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模式转变。

　　第三，教育效应。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也将影响教育资源布局和人力资本培育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短期而言，少年儿童人口负增长将缓解基础教育资源不足的压力，加剧基础教育结构性过剩风险，但是会对基础教育的分布效率、供给质量和精细化发展等提出更高要求。长期而言，随着代际更替，人口负增长将使得高等教育需求规模大幅缩减，对现有的高等教育规模供给产生冲击，需要提前调整高等教育资源布局，通过机构整合、专业与市场对接、高质量办学标准等举措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升高等教育产能运作效率和效果，适应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时代的远期教育效应，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适应性和契合度较高的人口素质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

　　第四，生态效应。从总体来看，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交汇，将从人口规模缩减角度减少资源开发规模，降低环境损害程度，因此，人口数量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效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个体视角而言，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必然与以人均资源需求量为基础的生活品质提升相冲突，在技术进步尚未完全适应人口变化的新特征、尚未开发替代性的新能源、尚未实现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有可能加剧。因此，在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时代，把握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正负两面影响是积极应对的关键，需要增强显性多元和通力合作的应对思维。

　　“十四五”时期促进人口发展可分“三步走”

　　人口事件是长周期事件，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均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常态现象和规律结果。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交汇，虽然带来劳动力缩减和社会抚养负担加重等挑战，但是人口问题往往滞后于人口现象，这些问题的负面影响将在长周期内凸显，其发展过程具有缓慢性和渐进性。同时，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交汇早期阶段也蕴藏着人口规模依然庞大、低龄老龄化、人力资本增强、人口迁移流动活跃与城镇化水平提升等潜在机遇，若能科学认识、提前适应和积极应对，便可转“危”为“机”，化挑战为机遇，这也是确保新时代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前提。

　　首先，科学认识。客观地认识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均是人口发展的规律结果，辩证看待二者的交汇，切勿将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交汇时代的经济社会问题全部归因为人口变动，避免夸大人口影响的“人口决定论”。同时，不能忽略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交汇时代的人口动力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避免全盘否定人口作用的“人口虚无主义”。认识是行动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要科学看待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区别与联系，认识到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均是统一在老龄社会形态框架下的规律结果，需要从积极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国家战略视角加强科学研究。

　　其次，提前适应。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人口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数量规模和结构、健康和教育质量、分布和流动迁移等多个维度，并且始终遵循着惯性变动规律，具有短期难以逆转的长期趋势特征。对此，应该在行动上顺势而为，促进经济社会政策主动顺应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战略思维、政策举措、社会观念、行动实践等多方面做好提前适应的思想和行动准备，挖掘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交汇期的机遇，认识和开发新的人口机会。

　　最后，积极应对。从长周期而言，在死亡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生育率是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需要实施更为宽松的自由生育政策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支持举措，促进向适度生育率水平方向迈进。同时，深度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相伴随，需要从积极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制定适宜的公共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并配套一揽子的行动举措，多维度协同发力，将人口机会及时转化为人口红利。一是发挥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人口规模依然巨大和低龄老龄化的潜在机会优势，尤其是聚焦开发性别红利和长寿红利，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落实充分就业战略。二是发掘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型的潜在优势，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劳动生产率，发挥人力资本更加强劲的发展引擎作用。三是发挥大国空间腾挪优势，借助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促进人口的国内大循环，改革户籍制度和促进人口迁移流动，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劳动力人口的空间配置效率，推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财经报，作者：原新 金牛，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第一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通讯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