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邹城、曲阜和济宁乃至整个山东，之所以被称之为孔孟之乡,盖因为两千多年前的邹鲁大地，前后一百多年的时间,相继产生了两位伟大的先哲--孔子和孟子。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孔、孟皆生于邹,因此孔子和孟子是名副其实的同乡。“孔孟之道”，是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主宰统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两千多年。其影响不仅在中华大地，甚至远播海外。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对孟子生平都有明确的记载，本不该构成什么问题。可是，偏偏有人对孟子的生平产生疑问，本是事实确凿的问题，却有些专家学者，学术团体，孟氏族人，伪研孟者等，故意质疑孟子里籍不在邹城，更甚有些研究机构或所谓自吹自擂孟子文化大家，用商业思维自谋孟子文化，借研究机构、宗亲平台、拟行商之道、私谋个人、企业名利、搞圈子文化，甚至有些“伪专家妄想提出孟子思想和孟氏文化总部”要迁往他处。孰不知，这些现象纯属心术不正，或叫作虚求利。

在新时代的当下，只要是有点文化素养的国人都知道，孟子是战国中期的邹国(即春秋时期的邾国，战国时期的邹<驺>国，现在的邹城市)人，出生地在邹国马鞍山下的凫村，生年为“公元前372年己酉”、卒年为“公元前289年壬申”、寿年84。据统计，山东省孟姓人口约占全国汉族孟姓人口的26%，约在150万左右，属于全国孟姓最多的一个省。这与孟子出生在邹城有绝对的关系。

邹城既是孟子的故里，也是孟母三迁所在地，更是全国各地孟氏族人心中的圣地，历代孟氏祖先在此生活又在这里长眠，有的也从这里近居各地，迁徙海内外，正如很多孟子后裔所说这里是孟氏的根，也是孟氏族人的魂之所系。国家级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坐落于邹城，是海内外孟子研究专家学者的聚集地，邹城作为孟子思想和孟氏文化研究的“大本营”名正言顺，是名副其实的孟子研究总部！

一、实证求真研究孟子

孟子被称为“亚圣”，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孟子的出生地在邹县，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认定。孟子是邹国人(今山东邹城市)，这一观点在清代以前并没有产生异议。但是，由于历史上邹、鲁毗邻，疆界屡变，更兼孟母死葬于“鲁”等文献记载，后学者对 “邹人”之“邹”，地属邹国还是鲁国理解不同，由此形成了对孟子籍贯究系邹国，还是鲁国郰邑的歧见。

孟子经义，《孟子·万章下》云：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孟子认为在研究一部作品之前，需要先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与社会背景。钱基博近代国学大师，在《中国文学史》中也说：要想研究作者的思想，不能不研究作者的生活环境和时代，如果作者的生活环境不清楚，生平经历不了解，就盲目的进行解说，是一种废本治末的行为。同理，研究孟子理应研究孟子的生卒年月、出生里籍等生境及履历，要研究孟子所处的时代，要摆正研究孟子的心态，要接地气，不要妄加臆断，说三道四。

孟子被称为“亚圣”，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孟子的出生地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上，已经是铁板钉钉了，所以，不论是哪路大咖，都要以时代为背景，以田野史事为依据，以实学求真为准绳来研究孟子。时至今日，孟子地位的彪崇，有的学者根据《孟子》一书提出孟子乃鲁国人的说法，还有·····。本人多年关注孟子、学习孟子，在前人考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田野、史事、文本等层面的厘定，再证孟子是邹国人。

二、孟子生卒年月考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像孔子那样在历史文献中有确切记载，汉代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后谈驺子、淳于髡、慎到、驺奭诸人，谓：

“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先孟子。其次驺衍，后孟子。”

文中仅提到孟子是邹人及大致的时代。

东汉赵岐称孟子为 “命世亚圣之大才”，首提 “亚圣” 尊称(《孟子注·孟子题辞》)。

《宋书·礼志》记有东晋咸宁年间袁瓌、冯怀上疏云：

“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

将孔孟并列。唐韩愈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传下来的“道统”，由孔子直接传给孟子，孟子是儒学的正宗。此后宋儒用《孟子》配《论语》，即奉“孔孟”为“儒学正宗”。

宋景祐四年(1037)，在孟子墓旁首建孟子庙。此后，又经两次迁址，逐步建立起规模较大的孟庙和孟府(邹城市南关)。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诏封孟父为邾国公，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追赠孟子为 “邹国亚圣公”。至明代单称“亚圣”。

综观唐及以前相关的文本文献，除《孟子》七篇、其他子书外，在汉文景时期的《韩诗外传》、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东汉赵岐注《孟子》，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等书中，都记载了一些孟子的生平和活动。

两宋时期，在邵雍《皇极经世》、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四书集注》等著述中，又增加了一些对孟子生平活动年代的相关研究。

南宋末以降，有关孟子生卒的考证研究逐渐增多，孟子的史料才更加丰富起来。

综观古今资料和前贤时哲的考证结论，大约于南宋后期传世的《孟世谱》，元·程复心《孟子年谱》，清·雍正本《三迁志·年表》，清·道、同间版《孟子世家谱》，以及孟子宗亲传说等资料，是我们考查确定孟子之生卒年日最为重要的材料。

迄今，从文献考察，关于孟子生卒年大致如钱穆先生所概括，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公元前372年己酉----公元前289年壬申，寿 84;

第二种，公元前385年丙申----公元前302年己未，寿 84;

第三种，公元前390年辛卯----公元前305年丙辰，享年86岁。

现在大多数的学者和孟子宗亲都接受上述第一种说法。这主要与孟子宗亲家世相传相符，并得到下述材料的有力支撑：

·元程复心《孟子年谱》记载:

“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鲁共公五(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鲁文(湣)公六年 XXXX 五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也。寿八十四岁，以冬至日终。邹邑人悲戚，遂辍贺正，迄兹成俗。”

·元碑(延祐四年，1317)刘之美 《中庸书院缗田之记》：

“按史传，孟子生于邹，寿终于冬至之日，里人悲感，遂辍贺冬之礼，至今成俗”。

·《孟子世家谱》载：

“孟子讳轲,……周烈王四年、鲁共公五年四月二日己酉，孟子生”。(道光四年或同治四年版，其说始于明代，或云得自孟子四十五代孙、宋元丰时的孟宁)

·清雍正本《三迁志·年表》：

“周烈王四年、鲁共公五年四月二日己酉，孟子生。……家世相传，谓其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四”。

综述以上史事材料，都证实孟子生年为“公元前 372年己酉”、卒年为“公元前 289年壬申”、寿年84的说法是正确的、有依据的。

可是，如果依据清《邹县志·孟子年表》之“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孟子卒”和清光绪《重纂三迁志》之“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的说法，即若孟子寿终的“冬至之日” 是十五日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孟子就绝不会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而有可能是卒于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 或赧王二十五年 (公元前290)了，亦即卒年要提前9年或1年，从而生于公元前372年，或寿84岁，也就需重新考虑。参见看表1。

按照“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鲁共公五(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鲁文(湣)公六年 口口口口五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也。寿八十四岁，以冬至日终。邹邑人悲戚，遂辍贺正，迄兹成俗。”的记载(元程复心《孟子年谱》)，从历法建正上考查, 可以肯定地说，生于“四月二日”，一定与“寿终于正月二十五日(或十五日)” 对应。而从“XXXX五日”来看，只能是“正月二十五日”，不能是“正月十五日”。

根据鲁历建子及表1鲁历推步和天文计算可证，“XXXX 五日”只可能是“正月二十五日”。所缺的四个字，XXXX是 “正月二十”四字，而不可能是“十一月十” 四字。

至此，由表1可以得出：只有赧王二十六年的正月二十五日是冬至之日与孟子的生卒及享年全都相合。这样，才与元程复心《孟子年谱》记载的“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鲁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鲁文(湣)公六年五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也。寿八十四岁，以冬至日终。邹邑人悲戚，遂辍贺正，迄兹成俗”的记载完全相符。

上述初步天文历法的考查得出的结论是孟子宗谱和家世相传的诞辰、卒年、忌日(卒于冬至日)、享年(寿84岁)是一组严密、自洽的纪年体系，是唯一可能的一组年月日数据(其他卒年诸说皆不符合)，可确认宗亲历年纪念的日辰是正确的和可靠可信的。

至此，宗谱和家世相传的孟子的生卒年:

“生于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鲁文(湣 )公六年 XXXX (正月二十)五日寿终于冬至之日，享年八十四岁”，得到确证。

我们还可依据《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鲁历历日、《周赦王二十六年、鲁文(湣)公六年(公元前289)鲁历历日》，来推算孟子的生卒日辰干支和对应的公历日期。见下表。

由上表，可得出孟子生卒年和享年的结论:

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鲁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

孟子诞辰为公历(儒略历)公元前372年3月17日己未(公元1582年以前的日期，全世界一律统一使用儒略历来标注)。儒略日1585626。

孟子诞辰合今公历(格里果利历)公元前372年3月12日己未。

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鲁文(湣)公六年壬申(公元前289)正月二十五日(XXXX五日)壬子。儒略日1615859。

卒于公历(儒略历)公元前 290年 12月 25日壬子。

卒日合今公历(格里果利历)公元前 290年12月21日壬子。

孟子共存世30233天，82.77514254年，即 82年283天，享年，82周岁，实岁 83，虚岁84。

2008年3月 12日为孟子的 2380年诞辰;2009年 3月 12日为孟子诞生 2380周年。

今年2022年3月12日为孟子的2394年诞辰;2023年3月12日为孟子诞生 2394周年。

建议现今举行纪念活动以采用今公历(格里果利历)更为近真。

三、孟子出生地文献考

最早记载孟子生地的是司马迁，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

“孟子，邹人也。”

从文献学从先角度来讲，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离孟子不远，他的记载应该最为接近史实。

西汉刘向《列女传》有“邹孟轲母”，与“鲁季敬姜”、“魏芒慈母”等相对，《列女传》之目录皆首标国名，则刘向之意孟子为邹国人。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是现知研究《孟子》最早的著作。其《孟子题辞》从司马迁说：

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非鲁也，今邹县是也。

细读上文，结论有三：

一、其“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句。春秋时鲁国国君数会诸侯，邾国多往来会，则鲁邾非同国，而孟子所居乃邾非鲁。

二、其“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句。邹国灭亡，乃在孟子殁后。此处且不论邹为何国所并，既言“国”，则时为邹国而非“鲁邑”。

三、其“今邹县是也”句。东汉之邹县即战国时邹国，非鲁邑。

所以说赵岐的观点是孟子生于邹国而非鲁之郰邑。

与赵岐同时的崔寔在其《政论》中说“鲁仲尼，邹孟轲”，鲁、邹并举，也认为孟子是邹国人。

魏晋以后，学者对二人所记“邹人”之“邹”，地属邹国还是鲁国理解不同，由此形成了对孟子籍贯究系邹国，还是鲁国郰邑的歧见。

至唐司马贞，在其《史记索隐》中注“孟子邹人”之“邹”曰：“邹，鲁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邹故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贞说是“邹，鲁地名”并不是说司马迁所说的邹乃是鲁之郰邑，而是说司马贞生活的唐代，“邹”这个地区位于鲁，接着“又云邾，邾人徙邹故也”便是明证。

总的来说，司马迁、赵岐、司马贞观点一脉相承，都认为孟子是邹国人。

从孟子至四十四代孙孟公济时，孟子家族的文献记录较少，并时有短缺不详，孟子也没有得到未祭。宋景佑四年(1037)孔子后裔孔道辅在主政充州时，于邹县凫村访得孟子第四十五代孙孟宁，推荐给朝廷，授迪功郎，邹县主簿，主持孟子庙祭祀。这是孟子后裔主祀人开始被授给官职，至此孟子家族中兴，族谱相传，日益昌盛兴旺起来。因此，孟氏后裔尊称孟宁为“中兴祖”。

自元代程復心辩称孟子为鲁人之后，明代除陈士元提出类似观点外，其余大多清代学者，如阎若璩、陈宝泉、林春溥、管同、狄子奇 、黄本骥、周广业、魏源等，均以孟子为邹国人，并做过进一步考的论(这里不赘述)。

至清末，又有马星翼编《邹县志》，特撰专篇《陬、邹考》称 ：

“邹，邾子国，至战国时称‘邹 ’。《孟子》书有邹穆公时也 。邹一作‘驺《史记称》驺人是也 。或邹或驺，要皆为邾子国名 。”

魏源《孟子年表考·第五》也赞同这一说法：

“盖邹虽子国而附庸于鲁，本在邦域之中，而陬邑则又鲁与鄒接壤之地，故《史记》之‘陬’，《左传》作‘郰’，而《春秋》之‘邾’，公羊亦作‘邾娄 ’。

鄒、陬、邾娄地近音转，其后国邑遂同为鄒，故今孟母墓在鄒县北二十五里，距昌平防封仅三十余里。”

魏源又进一步以“陬邑”为鲁国与邹国的接壤之地，后因地近音转，而统一为鄒，再证孟子为邹国人，而非鲁国人。

中 篇

四、史事，孟子邹国人也

厘定孟子里籍的突破口，关键是邹鲁间的疆界问题。邹国的存在与迁徙，邹鲁间的战争，疆域变更，孟母葬地归属，《孟子》文本，凫村沿革、双圣碑等是揭开问题的关键。

史事一，邾立国及疆域变更

检索春秋史事，“邾”“邾娄”确为地与鲁毗邻的一独立国家。在西周时期，列国林立，邾国虽然不及齐、鲁势力强大，但依然作为小国中的佼佼者活跃于政治舞台。《世本》所记，邾国作为鲁之附庸国的存在是毋容置疑的事情，《春秋》即邾、鲁之间的频繁战争证实了这一点。

《左传·文公十三年》载：

“邾文公卜迁于绎”的记载。

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下》载：

“春秋左传所谓峄山也，邾文公之所迁，今城在邹山之阳。”

《左传·哀公七年》载：

“鲁师入邾，处其公宫，众师昼掠，邾众保绎。”

自鲁文公十三邾文公卜迁于绎，至春秋末年，邾国再没有迁移。那么，自西周初至春秋邾文公卜迁，邾国在哪里?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确定邾国其地域多在今邹、滕、济宁部分地区。

《说文解字》载：“邾，蜘蛛也，从黾朱声。”据郭克煜考证，邾国是以蜘蛛为图腾的东夷古部族，《春秋》《左传》写作“邾”;《国语·郑语》《孟子》写作“鄒”;《史记》《汉书·地里志》写作“騶”，音同字异而已。而邾、邾娄的区别，则是语言缓急之别：

“按《春秋》邾，《公羊氏传》皆作邾娄。何休注：‘邾人语邾，声后若娄，盖方言如是，乃句吴于越之类，非因迁娄故谓之邾娄也。’由邾而邾娄，由邾娄而鄒，盖皆音之转。鄒亦作騶，则又字之异也。”

据任孔闪考证，周武王封曹侠至邾之前，曹姓部族本是号称“三鼷”的夏朝附庸，居于今定陶城南，商汤灭夏后， 将其迁至曹阳(今河南灵宝市)为附庸。周灭商后，武王又将其六弟振铎封于曹阳，再将其东迁至邾。至齐桓公称霸 ， 邾仪父附从响应，进为子爵。从此封于邾的曹姓部族便在本是东夷的邾部族所在地，反客为主，以邾立国。

史事二，邹、鲁战和与疆域变迁

整个春秋时期，邾(或邹)与鲁国的关系处于时战时和， 战多和少的状态。战国时，内忧与外患叠加，在齐、鲁的双向夹击下日益地削国弱，最终被楚所灭 。

《春秋》开篇隐公元年便记载了关于邾国的一件史事：

“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

这是有关鲁隠公与邾国国君邾仪父在蔑结盟的一段记载。结合文献我们可知的史事是：其一，邾国立国很早。是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后裔为鲁之附庸;其二，自邾侠至邾仪父传12世，始见《春秋》;其三，《春秋》称邾克之字“仪”，乃是为了褒扬他率先支持隠公摄位、主动与鲁结盟的行为;其四，《春秋》之所以不称邾克爵位，是因为此时邾国还没有得到爵位。直至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北杏际会，邾国积极响应，多方联络有功，方赐为子爵。

透过这一史事记载，我们可以得知，作为鲁之附庸的邾与鲁国之间纠结复杂的关系。

作为在同姓诸侯中位居“班长”的鲁国，自然不会将异姓的邾国放在眼里，这是邾、鲁“构怨”的历史文化机缘，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的鲁叔孙婼的一段话：

“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请使当之，不敢废周制故也 。”

从这段话，就反映了对邾的鄙视心理。再加上春秋战国扩疆拓土的利益追逐，使邾国在与鲁国的关系中始终难脱被欺凌 的地位，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引李廉之语：

“《春秋》内兵之伐国仅二十，而书公伐邾者六，书大夫伐邾者八，止书伐邾者一。邾在鲁之宇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绝书如此。”

仅从《春秋》经记载看，在短短的二百余年里，鲁国对邾国的入侵就达十几次之多，粗略列举如下：

鲁桓公七年(公元前705)，“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焚咸丘。无《传》。咸丘，鲁地，在今山东省巨野县东南。焚之者，以火焚地，驱使野兽外逃，然后罗网围取之。《礼记王制》云：“昆虫未蛰，不以火田。”此实周正之三月，夏正之二月，或者天仍寒凉，可用火烧法田猎。《公羊》《穀梁》解咸丘为邾地，焚咸丘为焚邑，乃火攻之法，恐非。)

僖公二十二年(前628)“春，公伐邾，取须句。”

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夏，“公伐邾，取訾娄。秋，公子遂帅师伐邾。”

文公七年(前620)“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须句 ”。

宣公九年(前600)秋“取根牟”(《公羊传》“根牟者何?

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注，根牟国，位于山东省莒县，曹姓国，颛顼的后裔，春秋时(公元前600年)被鲁国所灭。)

宣公十年(前599)秋，“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公羊传》“邾”作“邾娄”，“绎”作“蘋”)

成公六年(前585)春“取鄟”(《公羊传》“鄟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于邾数?讳亟也 ”注，鄟，古国名，春秋时鲁的附庸国，在今山东省郯城县东北。)

襄公十三年(前560)夏“取郭 ”(《公羊传》“郭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 ”。注，郭< shi诗>:原文作“诗”，误;二传作“邿”，今山东省济宁市东南。现据《左传》《毂梁传》改。郭，附庸国，在今山东济宁市南。徐彦疏：“有作‘诗’，字者，误。” )

襄公十九年(前554)春，“取邾田，自漷水。”

昭公三十二年(前510)春“取阚”(《公羊传》“阚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于邾娄 ?讳亟也 ”)

哀公二年(前493)“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

哀公三年(前492)冬，“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

哀公六年(前489)“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

哀公七年(前488)“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 ，以邾子益来。”(《左传》此年条下详记为：“师遂入邾，处其 公宫。众师昼掠，邾众保于绎。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 毫社，囚诸负瑕。”)

邾、鲁战伐不已，至邾文公“卜迁于绎”后更是愈演愈烈，以至于邾在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晋国召集的平丘之会上，联合同为异姓的莒国共同控诉鲁国：

“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供)，鲁故之以。”(《左传·昭公十三年》)

春秋末，邾国以内部腐败而相对于鲁更加孱弱，以至于鲁国在定、哀之世，变本加厉，百般侵逼。

公元前495年春，邾隐公朝鲁：

“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左传·定公十五年》)

公元前488年，季康子率兵伐邾，竟俘邾国国君隐公益，所谓：

“哀之世，无一岁不与邾为难，竟俘其君 ”，将其带回鲁国，“献于亳社，囚于负瑕 ”(《左传·哀公七年》)。

据《孟子》载，至邾穆公时仍有“鄒与鲁閧 ”“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孟子·梁惠王下》)的战事。

可见，在强鲁的一再侵逼下，邾国国力不断削弱幸赖吴、越庇护，苟延二百余年。

与鲁毗邻的邾国，在连绵不断的邾、鲁之战中，不断失去土地，再加上邾国大夫摄于鲁国淫威，不断献地投奔，至春秋末期，已经是“鲁击柝闻于邾 ”(《左传·哀公七年》)。

王献唐曾就此总结说：

“鲁之疆域，包括三邾北境、东境、西北境，壤地相接，兵端一启，首当其冲，祸结几无宁日。小邾地小力微，不敢称兵，滥国亦然。与鲁战争最力者，莫如邾。……盖自伯禽以来，已为世仇，三家贪得夺求无厌，降至春秋末叶，邾之疆域已逐渐削小，非春秋初年比矣。”(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

史事三，孟母墓地的疆域归属

邾、鲁本就相邻，历经春秋两国战和之后，邾国疆域屡被鲁国侵夺而日渐缩小。以今天地理位置的实地考察来看，鲁都曲阜与邾国故城纪王城的实地距离，不过30公里之遥 。

而孟母墓所在地在今邹城北10公里凫村马鞍山东麓，位于距鲁都10 余公里，距邾国故城20公里许的古沂水西侧， 恰在鲁哀公二年(前493)鲁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的范围之内。

当然，孟母墓地究竟是否在孟子父死时尚属于邹，而在孟母死时则归于鲁，限于资料，已不可确定。但从留存至今的元、明、清三朝碑碣材料看，此地在元、明、清三朝一直归属于邹县区划。

元代邹县尹司居敬请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张撰写《孟母墓碑》文，碑现仍存孟母林孟母墓前。

明代又有邹县知县王一桢为孟母墓捐俸置地，雇佃守林 的碑记。碑原藏孟母林，现虽已毁，但有孟府藏旧拓 。

清代邹县知县娄一均为颁行捐凫村孟子故里杂徭碑记(碑原存凫村，已佚，文收入孟广均编清光绪本《重纂三迁志·卷八》。

以上原文均另收入刘培桂编著的《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这是不是可以视为孟母墓原始归属于邹的历史印记呢?正是因为邾、鲁毗邻，双方战事不断，邾国领土屡遭鲁国吞并，造成了孟子所居之地为邹国，还是鲁之下陬邑的混乱，并由此造成了孟子为邹国人还是鲁国人的疑惑 。

史事四，《孟子》文本，证明孟子邹国也

从《孟子》文本来看，能证明孟子为邹国人。

第一，曹交欲见邹君而为孟子假馆，赵岐注：“愿因邹君假馆舍，备门徒也”，即给孟子一个教书的地方，如果孟子是鲁人，那么应该向鲁君请求假馆。

第二，邹国和鲁国闹矛盾，如果孟子是鲁国人，不可能去为邹君出谋划策。虽说“臣事君以忠”，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但孟子和伍子胥那些与国家有着深仇大恨的人不同，没有必要出卖国家利益。当时战争不断，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对于敌国的人还是持有一定的戒心的。例如乐羊是中山人，他率魏军攻打中山国，中山国君杀了他儿子并煮成羹给他喝，他为了表忠心喝了下去。又如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齐国攻打鲁国，吴起为了让鲁国任命他为将军，便杀了自己的妻子。如果孟子是鲁国人，邹君恐怕也不会信任孟子。

第三，《孟子》一书中多次有孟子在邹的文献，但没有孟子在鲁的直接文献，邹国并不强大，孟子何以不常在鲁国而跑到邹国。

第四，滕文公经常亲自或者派人向孟子咨询事情，当是因为滕邹两国疆埸相连，来回方便。

第五，《梁惠王上》有“邹人与楚人战”，《梁惠王下》有“邹与鲁哄”，楚国、鲁国和邹国相比较，在人口、疆土、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要强于邹国，邹国地不过百里，有时候甚至还要附庸于鲁国，如果孟子不是邹国人，为什么要将邹国放在楚国、鲁国之前?所以，孟子是邹国人无疑。

史事五，凫村沿革见证孟子是邹县人

孟子生于邹国之邹兴乡(今邹城北25华里之凫村，亦称傅村、富村，古称孟儒里、邹儒里;今凫村孟子古宅犹在)，在今山东省曲阜市城南约20华里处。

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曲阜原为鲁国，邹城原为邾国(战国时改称邹国)，两国平安相处。至战国时期，两国征伐不断，边界变化频繁，因鲁强邹弱，邹国地域逐渐缩小。

清康熙年间，邹县知县娄一均，在孟母墓西的凫村，留有《蠲免富村杂徭记》碑。碑文曰：

“……父老告余曰：此亚圣孟子诞生处也……今又名凫村，尚有孟子故宅在焉。其后裔聚族而居，代有优崇之典，并无差役……爰令一切摊派杂项概行豁除，以优宠”。

说明凫村当时为邹县属地。

翻开《曲阜市志》P55下，境域第四行写到：1945年底，原属邹县的北公、凫村和西夏侯、大辛庄、杜家庄、程庄、石汪、甘辛庄以南的40多个村庄划归曲阜县。1947年3月又划回邹县。1948年6月又划归曲阜县。由此，凫村原本属于邹县，因历史原因划归曲阜县，孟子出生地凫村当属邹县。

作为孟子诞生地凫村，历史上一直隶属邹县(现邹城市)，解放后划给了曲阜管辖。邹城因为历史上就是孟子的诞生地，是名副其实的孟子故里。邹城的孟庙、孟府、孟子墓与凫村的孟子故里坊、孟子故宅和孟母林原本是一个“四孟”或“五孟”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体系，现在却被人为割裂成两个部分。孟子故里，作为孟子思想的寄托载体，更是后世缅怀和瞻仰的重要之地，需要我们更多地走进它保护它。

史事六，双圣碑力证孟子邹县人

肇启光绪十八年(1892)《邹县续志》载“陬、邹考”言：

“……版图所入，可按而稽，至圣发祥，实在于此。诚邑志所当大书特书，以敬告来者。”

民国十三年(1924)，邹县教育会会长张丕矩(清末庠生、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清光绪二十九年入庠)，立孔孟诞生碑于邹县火车站下，“以表明邹县为孔孟发祥之地，俾来往过客经此触目兴景仰之思”(再版《邹县地理志》语)。碑文为兖州人王景禧(清翰林院编修，山东咨议局副议长，孟子七十四代嫡孙孟繁骥的岳父)书写。邹城市确为孔孟诞生之地，立碑纪念。

邹城双圣碑是指孔子、孟子诞生圣地碑。位于邹城火车站广场。双圣碑皆高 3.3 米，宽 1.1 米，方形碑座，碑身分别刻“孔子诞生圣地”和“孟子诞生圣地”。1920年代津浦路幵通后，为使过往乘客知悉此处为圣人诞生之地，邹县教育会长张丕矩倡议立制了两座均面向铁路而立的“双圣碑”。文革期间曾被原地推倒，1987年3月4日，新火车站建成，将碑移于火车站广场，面南并列，并建碑亭。立碑采取“孔子降生纪元法”，同载立碑时间为“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甲子”，即1924年。这也是邹城市历来被誉为“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的根源所在。

孔子诞生地是尼山，尼山现属曲阜市。历史上，尼山属于邹城，一直到 1968 年以前，尼山都属于邹城，当时也叫邹县。所以，邹城可以说是孔子、孟子的诞生地。

民国二十三年(1934)，邹县县长臧家袆督修《邹县新志·艺文·文录》载马星翼撰《鲁昌平乡碑》文曰：

“《史记·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今《邹县志》云：‘昌平山在县东北五十里’。《曲阜县志》云：‘故昌平乡，今为邹县之鲁源村，在昌平山下。’”

1934 年王献唐先生所著《三邾疆邑图考》谓：古陬邑固在邹县昌平附近，即今之昌平乡，其地两面界鲁。

当代著名学者张知寒云：“孔子出生于邾国，被称为‘邹人之子’，后随其母迁居于曲阜，遂鲁国人。”

清人郑环《阙里述闻》卷一载：

“鲁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孔子三岁，圣父陬邑大夫卒，逾月葬鲁城东北防山之阴，泗河之南，墓而不坟。圣母颜氏守节抚孤，居鲁侯阙里门外之阙里。”

史载，孔子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母亲颜徵在带着三岁的儿子，离开昌平乡(鲁源村)，迁居阙里。

关于孔子三岁迁居阙里，许多书中都有论述，但没有人详细考订颜母迁居时的具体路线。原鲁源村书记张奉军在撰写《鲁源村志》的时候，梳厘出了颜母迁居阙里的路线：

鲁源—白村—余村—南辛(过一座桥)—北元疃—夏宋—息陬—店子—四个张曲(又过一座桥)—南泉—阙里。

自古以来，这条线是鲁源村通曲阜的唯一道路。古人都是沿河而居，这条路就在沂河的东岸，一路上散落着好多个村子，这样才便于他们行走和休息。尼山有观川亭，说是孔子站在这里，观五川汇流，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说明孔子也曾回到过他的出生地，他走的，也应该是这条路。以前人们到尼山祭孔，走的也是这条道，元人杨奂《东游记》中就曾写到。只不过与颜母走的方向相反而已。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这条路线上有夏宋村，村里有一不高的小山，叫崇德山。查1998年出版的《曲阜地名志·行政区划与居民地》有这样的记载：

“相传，春秋末期，即有人在此生息。孔子曾在此给学生子张等人讲解‘崇德、辨惑’，故而人们将村西的山命名为崇德山，以为纪念。”

该书第五编《自然地理实体》中，也有相关介绍：

“崇德山，在息陬乡西夏宋村西，山势突兀，海拔100米。据清光绪版《邹县续志》载：‘崇德山：在城东四十里西夏宋西。有碑志云：‘颛孙子张设教于此。’故名。”

以上内容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孔子曾经来到，回答秘问“崇德、辨惑”也是在这里;二是孔子弟子子张曾在此设教讲学。这两件事，为这一带染上了浓浓的儒家文化色彩。这些信息还说明，这个村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为颜母迁居阙里提供了根据。

大约在宋朝时期，夏、宋两姓先后定居于此，因此有了“夏宋”的名称。元朝至正十年(1350)，夏宋的名字就出现在了大湖村所立《创建显灵英济王庙记》碑刻中，这应该是夏宋村第一次见诸记载。后来，又有其他姓氏陆续迁来，分片而居，分别称刘家行、孙家行、李家行、聂家行、卓家行、孔家胡同、王家胡同等，但对外则笼统地称夏宋。此村最早归邹县管辖。《邹县续志》有载：

“夏侯社：夏宋。”

1946年由邹县划归曲阜县第五区，1958年划归息陬人民公社，今属息陬镇。由于人口的增加，于1960年分成西、南、北三个行政村。崇德山在西夏宋。此山距曲阜城区12公里，距镇政府所在地3.5公里，距孔子出生地尼山13公里。

子张向孔子请教“崇德、辨惑”一事，载于《论语·颜渊》篇：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清光绪十八年(1892)刊行的、吴若灏撰修的《邹县续志》卷二说：

“崇德山：在城东四十里夏宋村西。有碑志云：‘颛孙子张设教于此。’故名。”

此县志比我们所见这通碑刻早了16年，说明在此之前，还有一通碑也记载了这件事。

因为这份碑文得来着实不易，且里面提供的信息又十分重要，一般人很难看到，所以我决定把全文录在下面。碑上没有标题，直接进入正文：

我社有崇德山，相传为先贤颛孙氏设教之处，而其地寔居夏侯社之中也。国初时，下(夏)宋村孟东秀先生力行善事，拾暴骨，修墓坛，立义学。因有义集，并有市称，遂收微资，约为文会，一社之文人咸聚于斯，卓哉，诚盛事也!嗣后荒乱，频遭学废，而集亦渐泯，仅有市称尚存，然无集而犹有称者，何哉?以文昌帝君维持学校，孤魂墓坛保佑平安，每年二祭，历久弗替，皆赖称之微资，虔供典祀。同社人等，莫不于此，顾名而思义也。孰意他社渔利之辈，登龙断而生狼贪。于咸丰六年，经廪生孔毓芹等呈明案断，不准越社霸称。兹又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当经口口口、口口口、孔传圻、刘云福禀诉胡仁天，讯明隔社不得混称。况崇德山义学，遵谕立即改为蒙养学堂，除奉祭外，余赀准归学堂，补助教员薪水。不惟他社不可妄生希冀，亦并毫无干涉也。特为勒石，以历长久云尔。

甘肃侯补县丞冷树坛撰书

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十月中浣谷旦

1960年12月，建尼山水库，库区内苏家庄、赵家庄、王家庄、刘家楼、东鲁源、西鲁源、黄土、李家寨8个自然村划归曲阜县。(《曲阜市志》P56)

1968年8月10日，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专门向曲阜和邹县革命委员会下发了济发(68)第92号文，《关于调整尼山库区有关村庄区划的批复》。文中指出：

“经研究同意将现属邹县田黄公社管辖的(颜)母庄、官楼、长莝、东龙、西龙、新村、张马、南王、东官、西官等十个大队十五个村庄44个生产队，1480户，6626人，耕地面积7115 亩，划归曲阜县统一领导。”

还指出：“今后尼山库区这些村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发展、水利工程建设投资、移民的定居和迁出、社员生活的安排等等，均由曲阜县革命委员会负责。”

由此之后，邹城境内再无孔子诞生地。原本属于邹城的孟子诞生地——凫村建国后(新中国成立之前，凫村一带属邹县民主政府第十二区所辖，1949 年划归曲阜至今。)也已划给曲阜，邹城仅剩下了“孔子诞生圣地”“孟子诞生圣地”双圣碑了!!!

下 篇

五、三孟，孟子“在地化”的经义

山东的邹城素有“孔孟圣地”之称，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地，走进经传文本、历史场所和文化遗存，去发现孟庙、孟林、孟府(合称“三孟”)这一独特精神空间中的文化圣迹，是邹城孟子“在地化”的经义。“三孟”是国内唯一的孟子及其思想纪念地，在我国儒家祭祀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森森古柏、殿宇廊庑和匾额楹联契合了儒学经典的精神意蕴、审美观念与后世对孟子的人格颂扬，营造了岩岩庙貌、泰山气象和浩气长存的场所精神，表达了人们对孟子的内心感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行德追求，形成了独特的“经义空间”和地方文化，而这种“在地化”的“经义空间”是通过祭祀场所、方志、族谱、档案、碑刻、文本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彰显了孟子里籍的唯一性。

(一)孟庙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圣地

孟庙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和儒家文化发展的见证和重要物质载体，是儒家思想传播和传承的圣地。

孟庙初创于北宋宣和四年孟子墓侧，先后迁址于城之东郭与城南道左。今之孟庙是在城南道左孟庙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孟庙经金、元两朝战火，格局在明弘治九年最终确定，并在清朝增建了康熙、乾隆碑亭等少量建筑，最终形成今日之格局。孟庙于1956 年，成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 年与孟府一起成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孟庙为奉祀孟子而建，其建造过程与孟子及儒学地位变迁息息相关。

从唐宋之际的“孟子升格运动”、金元两朝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到明清崇儒尊孟风尚的高涨，孟子林墓也经历了从初创、大兴直至形制的最终确定全过程。孟庙自创建历来，便吸引着大量文人学者前来拜谒，并留下大量题咏以抒发内心对孟子的赞誉之情。三位安南国大使拜谒孟庙留诗五首，更显现出孟子影响之深远。

(二)孟府、孟林是圣贤后裔袭封优免制度的代表

孟府、孟林是古代帝王对圣贤后裔袭封优免制度的产物，是国内此类衙署建筑和墓葬的典型代表。自北宋至明清历代，孟子后裔先后享有：历代袭封、赐田、“地免徭役，人无丁役”、优学优仕等朝廷优待。古代帝王通过土地、爵位、名号的分赐与宗法制度相结合，以血缘、姻亲为纽带，对有功之臣及其后裔分封授爵，以起到驾驭臣属、教化百姓的作用。这种种优待是孟氏后人与三孟建筑群历经千年延续至今的重要保障。

(三)“三孟”史料是国内权威的孟子遗存

与邹城“三孟”相关的史料主要包括：地方志、孟子家志族谱、孟府档案、与“三孟”相关碑刻等内容。

1、地方文献

邹城现存明、清、民国三个时期共十个版本的地方志，分别是：明嘉靖四年·戴光修《邹县地理志》，明万历三十九年·胡继先纂修《邹志》，清康熙十二年·朱承命修《邹县志》，清康熙五十四年·娄一均、陈紫芝纂修《邹县志》，清道光十四年·董纯主修《邹县志稿》，清光绪十八年·胡炜纂修《乡土志》，民国六年·张丕矩纂《邹县地理志》，民国二十三年·臧家祎主纂《邹县新志》(残稿)，民国二十四年·陈寿卿纂《续修邹县志稿》，这些地方志均收录在由孔宪尧等人主编的《历代邹县志十种》一书中。此外，书中在附录部分还收录了：民国八年、民国二十四年两个时期的邹县乡土调查情况，邹县管辖境界及区划情况(民国十九年)，《山东省市县介绍录·兖济道·邹县》(民国三十一年)，兖州府县自治区域图(民国元年)，山东省邹县行政区域全图(民国三十六年)等内容。

2、家族史料

孟子的家族史料有专载孟氏家族各种事物、事务的志孟之书为《三迁志》，书名取意为孟母三迁之意。孟氏《三迁志》始修于明嘉靖朝，续修于光绪，前后共编修 6 次，多以“三迁”命名。第一部家志成书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是孔、颜、孟三家的合志，名为《孔颜孟三氏志》，由刘浚编写。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孟氏一族单独有了家志，名《三迁志》，作者史鹗。此后，《三迁志》又分别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天启七年(1627)、雍正元年(1723)、道光十五年(1835)有过四次增补、重纂。

3、孟氏族谱及孟府档案

现存最早版本孟氏族谱是宋元丰七年(1084 )，由孟氏中兴祖孟宁修纂。此后，分别在金大安三年(1211)、元至元元年(1264)、明万历年间、天启二年(1622)、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道光四年(1824)、同治四年(1865)分别对族谱进行续修。孟氏族众散居各地，人数众多，孟氏家谱为我们研究孟氏家族人物关系尤其是统治阶级对孟氏历代嫡系子孙袭封、优免制度研究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孟府是一座衙署合一的建筑，记载各项活动的各项活动较为全面、系统。由于兵毁、自然灾害等原因，大量文字资料丢失损毁，现存孟府档案主要为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最早始于乾隆四年(1739)九月，最晚止于民国36 年(1947)5月。清朝后期的档案约占孟府档案的10%至20%，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代均有所见，以咸丰、光绪年间居多。民国时期档案约占80%，以民国31年至33 年为主。孟府档案主要包括官府政务、经济、祭祀活动等几方面内容，其中以公事行文、工作记录和各类收支账目等占绝大部分，是我们研究“三孟”修缮、保护等内容的重要资料。

4、“三孟”碑刻

“三孟”内保存的秦以来历代碑刻370余块，涉及孟子林庙修建、朝廷对孟子及其后裔的优免袭封、历代文人仕子对庙貌的感叹与对孟子的仰慕、怀念等内容。碣石中不乏历代书法大家经典名作，其作品延续千载、流派纷呈、内容丰富，是书法艺术的宝库，展现了书法艺术的演变过程。碑刻除汉字外，还有以蒙文，元代八思巴文等多种文字书写而成。元仁宗《圣诏褒崇孟父母封号之碑》、董其昌《孟庙古桧》刻石、康熙皇帝《御制孟子庙碑》、乾隆皇帝《亚圣孟子赞》等碑刻均是书法精品。除书法艺术之外，孟庙中所存的大量汉代画像石、刻于元末的《孟氏宗传祖图碑》、明清所刻的孟子像、峄山图、古柏图等展示了不同风格的绘画艺术作品。

史料所涉及的孟子生平、学说、弟子、后世影响、家族世系以及与三孟建设相关的修缮记录等内容在反映儒学地位变迁的同时昭示了自北宋以来各朝的政治导向与经济状况;朝廷对孟子及其后裔拨赐的大量祭田、对其徭役赋税的优免反映了各朝的土地与赋税制度。

刘培桂先生编撰的《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孟庙历代碑文题咏选注》《孟子林庙历代题咏集》等书在与“三孟”相关碑刻的收集、整理、点校、注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我们对“三孟”碑刻的解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总之，邹城“三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遗产，它的存在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海外凝聚力，其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场所精神使谒庙之人在此感受孟子人格的伟大与其思想的博大精深。“三孟”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物质载体，对研究、传播儒学，国学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三孟”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使其成为邹城市历史文脉的守望者。“三孟”是祭祀孟子精神的场所，孟子诞生于邹城，是继孔子之后儒学的正统传人。

小 结

“孟子，邹人”之说，已经得到了人们一致认同。但是邹与鲁的关系，千百年来却一直存在着争论。争论的内容主要分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邹属于鲁国，孟子实为鲁人，这种观点近些年来赞同者不多;另一种观点认为邹、鲁为两国，孟子为邹人，这种观点为目前大多数研究者所赞同，如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孟子家世》、刘鄂培的《孟子大传》、便采用孟子为邹人的观点。刘培桂在《孟子大略》中，不仅采用了孟子为邹人的观点，更是进一步提出，孟子先世与鲁国公族没有任何联系，从而进一步否定了孟子为鲁人的说法。

考诸多文献史事，要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虽然还有一些资料上的欠缺，但孟子为邹国人的结论，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孟子充满魅力的人格、思想影响后世两千多年，在文化强国、文化自信建设的大背景下，研究孟子的思想与智慧显得更加有重要意义。